一九九一年的自行车铃

一九九一年的冬天来得早，刚进十一月，北风就卷着碎雪粒子，在胡同里打转，我缩着脖子跟在父亲身后，耳朵冻得通红，却还是忍不住回头望——父亲那辆二八式自行车的后座上，用麻绳捆着个半旧的柳条箱，箱角露出几本捆好的书，那是他刚从单位借来的,要带回家连夜整理。

“快走，别磨蹭！”父亲回头喊，声音被风扯得有点散，他穿件藏青色棉猴，领口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车把上套着深蓝色的毛线手套，指节处却还是被冻得发红，自行车“嘎吱嘎吱”地响着，链条上的油渍在寒风里凝成黑亮的冰碴子，每蹬一下,都像在跟冬天较劲。

那年我八岁，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，父亲的车后座，是我的“专属宝座”，每天清晨，他载着我穿过半条城去上学；傍晚，又载着我和母亲买的菜，穿过夕阳染红的胡同，车铃铛是铜做的，圆溜溜的，用久了，铃盖内侧磨得发亮，轻轻一捏，“叮铃铃——”声能传好远，惊得墙根下的猫“喵”地窜上屋顶。

一九九一年的北京，街上的车还不算多，自行车是最常见的“大件”，凤凰、永久、飞鸽，车把上挂着网兜，里面装着饭盒或者草帽，偶尔有一辆小汽车“呜”地开过，孩子们会追着跑出好远，直到它变成一个小黑点，父亲的自行车是“永久”牌，除了铃铛不响，哪儿都响——车座的弹簧松了，坐上去会“咯吱咯吱”地晃；车闸是线闸，捏起来得用点力，不然遇到下坡，只能脚着地当“刹车”。

可我偏偏喜欢这辆“不响”的车，因为后座舒服，柳条箱上总能找到一块地方放我的书包；也因为父亲骑车时，会哼些不成调的歌，他总唱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调子跑得比自行车还歪，我却听得津津有味，风把他的歌声和我的笑声一起,吹向胡同尽头的老槐树。

那年冬天，母亲单位发了“年货券”，一大早，她就拉着我的手去供销社，供销社在胡同口，三间平房，玻璃柜台擦得锃亮，售货员阿姨站在柜台后，戴着白袖套，用算盘“噼里啪啦”地算账，母亲把券递过去，阿姨从柜台下搬出个纸箱，里面是橘子罐头和猪肉罐头，盖子上的红字在日光灯下亮闪闪的，母亲又买了两斤红糖，用报纸包起来，提在手里,沉甸甸的。

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走得慢，我跟在后面，踩着地上的雪，咯吱咯吱地响，路过杂货铺时，我停下来，盯着玻璃柜里的糖纸，糖纸是彩色的，画着小兔子和小花，一毛钱一张，母亲看了我一眼，从兜里掏出两枚硬币，递给我：“买两张吧，别把糖纸弄破了。”我攥着硬币跑进铺子，阿姨从玻璃罐里捏出两颗橘子糖，放在我手心，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我小心翼翼地剥开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,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。

年底时，父亲单位发了“年终奖”——一张百货公司的购货券，父亲拿着券，带我去了王府井的百货大楼，大楼里人很多，暖气开得足，玻璃门上蒙着一层白雾，我们挤在卖电视的柜台前，玻璃里映出我和父亲的影子，小小的，有点模糊，售货员说，这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，券不够，还得补三百块，父亲摸了摸口袋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买了，电视搬回家那天，胡同里的邻居都来了，挤在小小的客厅里，看着屏幕里彩色的雪花点，有人笑着说：“这电视，比咱村的露天电影可强多了！”

除夕夜，我们围坐在新电视前，看春晚，赵本山和宋丹丹演《相亲》，逗得大家直乐，母亲在厨房煮饺子，热气把窗户熏得一片模糊，父亲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杯热茶，看着电视，嘴角一直带着笑，我坐在他腿上，闻着他棉猴上的味道，混着茶叶的香气,觉得心里暖洋洋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一九九一年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重要节点，那一年，浦东开发开放的消息传遍全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