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问他，李画师，你现在还算是‘

长安城的春,是从曲江池的柳梢头漫出来的，柳叶刚抽鹅黄，便被游人捻了去，簪在姑娘们的鬓边，李慕白就站在人群里，眼睛像两只刚出巢的蜂，嗡嗡地往柳丛里钻——那里有个穿茜红罗裙的姑娘，正蹲在石阶上喂锦鲤，手腕上的银镯子滑到臂弯，露出一段雪白的胳膊，比池里的新荷还嫩。 旁人都说李慕白是个“色郎”，这词儿在长安不算好话，带三分轻佻，七分不屑，可李慕白不在乎，他家境殷实，父亲是经营绸缎的东家，自小便穿绫罗绸缎长大，对颜色比四书五经还敏感，他说，世间万物，唯色最动人，春水碧于天，夏荷红似火，秋叶灿若霞，冬雪白如练——这些他都能品出三分灵气，剩下七分，全用来赏人。 他赏人的时候，眼是亮的，不是那种饿狼似的贪婪，倒像鉴赏家端详名窑瓷器，先看釉色，再瞧胎骨，末了品那釉色下的纹路，他说，好姑娘的脸，得是“雨过天青色”——不是雨后的阴沉，是云破日出的那抹青，透着光，能看见底下细密的绒毛；眼睛得是“秋水寒潭”，不是死水，是有波光的，笑起来时潭水微漾，能映出人影；就连走路的步态，也得是“风拂弱柳”，不是摇摇晃晃的轻浮，是柳枝被春风一托，自然而然地弯了腰，又带着韧劲。 长安城的姑娘们，提起李慕白，又气又笑，说他“眼毒”，隔着三条街都能把姑娘的裙角颜色报出来；也说他“手笨”，曾在西市递茶时，捏着姑娘的指尖忘了松，杯盖“当啷”摔在地上，茶水溅了人家一身，他却盯着姑娘袖口绣的并蒂莲，喃喃道：“这莲瓣的粉，掺了胭脂水，比宫里的还娇。”姑娘气得跺脚，他却像得了宝贝似的，捡起摔碎的杯盖，说这釉色是“雨过天青”，配她袖口的莲，正合适。 可李慕白的眼，并非总能分得出“好色”与“痴色”，那年上元节，花灯如昼，他在朱雀大街上撞见一个提着灯笼的姑娘，灯笼是素纱的，上面画着只孤零零的鹤，姑娘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月白袄子，脸藏在灯笼影里，看不真切，只露出一截下颌，比新雪还冷，李慕白的眼“嗡”地一跳，像被那灯笼里的烛火烫了——这不是他熟悉的“雨过天青”，也不是“秋水寒潭”，是“月下寒霜”，带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。 他追上去，姑娘却走得飞快，素纱灯笼在夜色里晃，像只惊飞的鹤，他追到城门口，姑娘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像刀，把他浑身的“色”都削了去，他愣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方才买的玉簪——原想送给那姑娘的，簪头是朵海棠，红得像要滴血，此刻却觉得俗气得紧。 后来他才知，那姑娘是礼部侍郎的独女，父亲因事获罪，家道中落，她提着灯笼去城外的破庙，给母亲烧纸，那件月白袄子，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件衣裳，洗得发白，却比任何绫罗都珍贵，李慕白蹲在破庙外，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，手里的玉簪“啪”地摔在地上，断成了两截。 那晚之后，李慕白不再满街追着姑娘的眼看了，他开始学画画，把曲江池的柳、西市的荷、城南的枫，都画进宣纸里，可画着画着，笔尖总会不受控制地往“人”上挪——画柳时，想起那茜红罗裙喂锦鲤的姑娘，手腕上的银镯子晃呀晃；画荷时，想起西市卖花姑娘鬓边的栀子，花瓣上的露珠比她的笑还甜；画枫时，又想起那月白袄子的姑娘，灯笼里的孤鹤，和那眼底的寒霜。 他渐渐明白，自己以前看的，不过是“色”的皮囊——是罗裙的红，银镯的亮，栀子的香，可真正的“色”，是藏在皮囊里的故事：喂锦鲤的姑娘，家里开酒坊，她每日来池边，是想把锦鲤养肥了，给爹爹下酒；卖花姑娘的爹娘病着，她日日早起摘花，鬓边的栀子，是娘亲最爱的花；而那月白袄子的姑娘，灯笼里的孤鹤，是她对母亲的念想。 再后来，李慕白成了长安小有名气的画师，他不再说“唯色最动人”，而是说：“色是故事的衣裳，脱了衣裳，才能看见骨子里的温凉。”他画喂锦鲤的姑娘，不再只画她的红裙，还画她眼里的笑，和锦鲤嘴边的鱼食；他画卖花姑娘，不再只画鬓边的栀子，还画她肩上的担子，和担子里的花香；他画月白袄子的姑娘，画她灯笼里的孤鹤，和她眼底的泪光——那泪光里，有对母亲的念，也有对世态的凉。